“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下，大量资源向工业倾斜，环保标准长期滞后于发展速度，监管体系也尚未健全。

客观上形成了以GDP增长为单一导向的发展惯性。

不过，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代价日益凸显，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

非常明显的就是，之前追求的是“又快又好”

发展，如今更强调“又好又快”

发展。

别看这“快”

和“好”

的顺序调换，背后是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向——从速度优先到质量优先，从规模扩张到生态承载阈值约束。”

杜家乐说道：“但是，这些转变需要时间，需要徐徐渐进，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一刀切”

。

否则会出现大乱子。

我一直赞成你推动环保治理，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厘清权责、凝聚共识的基础上。

最现实的问题，一是关停企业职工安置问题，据我了解，江城市关停企业涉及职工近3万人，这些职工如何安置？

而且很多职工年龄偏大，再就业难度极大，技能单一、社保接续困难，倘若关停这些企业，职工家庭将面临断收风险，造成的社会震荡远不止于经济层面。

二是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我们只强调环保整治，不仅会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导致公共服务缩水、基础设施投入乏力，甚至影响教育医疗等基本民生保障，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最为直接的就是，影响一部分干部的升迁。”

“没有政绩，很多干部无法晋升，这在现行考核体系下是不争的事实——GDP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资额等硬指标，仍是干部评价的“指挥棒”

。

所以，你推动环保工作，就难以得到干部的普遍支持，甚至可能遭遇隐性抵制。

上次你们江城市推动环保治理，有些区县就以“环保影响GDP”

为由消极应付，有的甚至暗中为企业通风报信、拖延整改；而有的呢，看似积极整改，实则层层加码、搞“运动式”

达标——要求企业三天内完成技改，却未配套技术指导与资金支持。

这种做法，看似为了支持你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变相的给你制造麻烦。

所以当时玄章省长、雷亮书记来找我，要求暂停环保整治工作，我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基于对现实约束的审慎判断。”

“书记，您说得对，这两点确实是当前环保治理绕不开的“硬骨头”。但我想补充一个数据：去年江城市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住院人数上升22%，儿童哮喘发病率是十年前的2.7倍——这些健康代价，正以隐性方式持续透支着发展成果。职工安置难、GDP考核硬，我们不能回避。可若把生态承载阈值当作可无限延后的“弹性指标”，最终付出的，将是更昂贵的代（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