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毕竟出身世族大家，家世的高贵与遗产的丰厚使她自小就不曾尝过被奴役的屈辱与悲恸，成年后她虽然未沾上祖上半分遗产，但是她写作的收入仍然能够使她大体上保持着中产阶层的优裕，所以新的时代给予众多底层民众的喜悦感，她的确很难体会到
这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只是在于，她作为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她的兴趣，她的表达，都需要一个有闲男女上演浮世悲欢的舞台有了这样一个可供佟振保范柳原白流苏之类活跃的舞台，她才可能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个嘲讽着一个天才女子而存在♂掉了这个舞台，她亦大约是丧失了自己的但是，在一片灰的蓝的后中，这种前景已分明在望
还有一个因素是她不能不考虑的，那就是大陆日益浓厚的政治气氛♀是张爱玲有生之年从未经历过的÷中国成立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已经在此时悄然酝酿△为远世之人，她已经历过香港沦陷，上海沦陷，抗战胜利以及全国解放
“破坏”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至，她对时局已养成了一种直觉年代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不用说她也有强烈的预感在一个有陌生的人群（工农大众）建立起来的陌生的秩序（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她对自己的前途很难抱有太大的信心
正当此时，张爱玲从朋友处得知香港大学已经复校一半是出自于对自己将要置身于陌生环境的困惑，一半是想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爱玲决定申请复读香港大学，决定告别培养了她成就了她的上海♀是不是一条正当离开祖国的理由？？
当时张爱玲对外公布的理由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
50年代初，国家对于出境人员审查并不像后来那样的严格，张爱玲竟然比较容易地就获得了出国的批准
她是不是大概已经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黄逸梵走的时候，也曾经明白地表示：不打算再回来了；她是母亲的女儿，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坚贞决绝流淌在血液里，是由母亲遗传给她的
她便这样的走了，没有向任何人告别――那时她最要好的朋友炎樱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了中国，去了日本；而炎樱的两个弟弟也都先后考入香港大学，一个攻读工程学，一个攻读医学
上海已经呆不下去了，而台湾也非理想之地，五六十年代台湾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恐怕同样不适合张爱玲这样的人因而，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都关注中国的地方
后来有人姗姗然地说如果张爱玲留在中国，辗转内地，再多经过几年历练，“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或许会更加成熟，文采会更加飞扬；又说她离开上衡片生她养她的土壤，文字便失去了水灵与生命感，文字便枯萎失色，并以此认定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里我不想做无谓的猜测但我认为张爱玲离开上呵绝对正确的
甚至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会更加放出异彩我不敢认同，历史也不可以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个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一些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子撑门面，于是苏青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的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盒公安局的警告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盒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痊后来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没有获成功（尹桂芳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芳华越剧团是尹桂芳的私营越剧团）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观摩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人甚多，获得演出音乐一等奖，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连苏青应该得到的剧本奖导演奖统统取消苏青愤然不平也无济于事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在沪连演三百多超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是苏青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的时候，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植芳家炒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也被打成了“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有名的政治犯监狱提篮桥监狱（也有的人认为苏青的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子的乾不管谁的乾，苏青坐牢狱2年）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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