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上海靠岸的时候，是，什么都看。看到困了就睡一觉。醒了就起来喝杯茶，吃两块点心。晚上一家人吃饭，聊聊天，说说话。

有一天，她自己去了趟裁缝店。

不是做裙子，是做旗袍。她挑了一块藏青色的料子，素面的，没有花纹。裁缝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量了尺寸，说一周后来取。她想了想，又挑了一块月白色的，做了一件。

取旗袍那天，她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藏青色的那件，素面，立领，盘扣，长及脚踝。她转了个身，裙摆轻轻飘起来。老板说“好看”，她笑了笑。月白色的那件，更素。她打算留到夏天穿。

她把两件旗袍叠好，放进柜子里。

一个月过得很快。快到她觉得还没休息够，就要走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方蕙在她房里坐了很晚。母女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方蕙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吃饭”，汪昭说“嗯”。方蕙说“天冷了多穿衣服”，汪昭说“嗯”。方蕙说“有合适的人，别耽误了”。汪昭没说话。

方蕙看了她一眼。“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方蕙叹了口气，没再问。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昭儿。”

“嗯？”

“不管你做什么，娘都支持你。”

汪昭鼻子一酸。“嗯。”

门关上了。她坐在床边，没有动。那包骆驼在口袋里，她没有拿出来。在美国那几年，没有人对她说过这种话。不是佩吉不好，不是汉密尔顿教授不好，是——不一样。不一样。她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就是不一样。